钟嵘的诗品提出了哪些评价诗的标准(2)

基于此，钟氏认为，《经国文符》、《撰德反驳奏》这样的文章，应该引用古典。 对于“咏性情”诗，优秀的诗都是描写目击史的，不使用典故，所以提倡“直寻”和“自然英旨”。

当时，在“需要新事物”、“起床气俗”的风潮中，这种看法十分可贵。

其次，与典礼诗风同时盛行的是声病学说，钟嵘也持相反态度。 声音学说的创始人是与钟嵘同时代的沈约，他在《诗品序》中称赞：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经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宫商相变，低昂相节，前有浮声，后必断音。 简而言之，音韵是特别的； 指出两个句子中，轻重不一，妙达到了这个意思，就可以说句子了。 ”当然，沈约的四声八病，在语言史上有其贡献，后来创

但是，出于当时人们对协调声律知识的匾乏，很难体现出诗歌的音乐性，自然要导致人为的戒律，来束缚语言中自然的声调美，反而影响诗歌的创作。

于是乎，当时的文人们，就形成了钟嵘说的状况：

钟嵘对当时出现的追求声律、流于形式的不良风气进行批评，并作为品评诗歌优劣的标准。

他认为前贤作诗，从不拘泥于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诗歌照样韵律天成，自然谐会，如今的诗人又何必要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呢？

钟嵘此说虽有偏激之嫌，但这种主张，对当时的诗坛来说，确也起着一种驱散颓风的作用。

钟嵘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提出了以“滋味”为艺术标准进行诗歌批评的主张。这一评价标准，即是指，用华美的语言形式表现情与景相合的诗的艺术境界，即他说的：

统观《诗品》，钟嵘在评论每位诗人时(至少对上品的诗人)，都离不开“词哭华茂”之意。

如评班婕妤时说“怨深文绮”；称陆机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说张协的诗“词采葱倩，音韵铿锵”；评谢灵运的诗是“丽典新声，络绎奔会。”

入上品的诗人及作品，钟氏都对其词藻进行了充分地肯定，但他所提倡的语言形式美，是直接为表现情与景相合的诗的艺术境界服务的；也是对当时“淡乎寡味”的《道德经》似的政治诗，及直叙史实的历史诗的有力批驳。

这里补充一句，钟嵘把陆机、谢灵运二人列入上品，虽说有不少异议；可就钟氏的评语看，二人的诗词句华美，能唤起读者的美感，也就是具有“滋味”。

而钟嵘说陶潜的诗是“笃意真古，词兴婉惬”；鲍照的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雕。”；曹操的诗“古直”，好像都缺少点词采美，故置于中品和下品。

当然，他说的古直、婉惬也有其味可嗅，但它毕竟离钟嵘所提倡的“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品评标准尚有距离，至少不是同一类风格的作品。

那如何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呢？他要求诗歌达到“文已尽而意无穷”。

钟嵘继承楚辞的传统，将赋、比、兴结合起来，把“比”看作描写事物外部形象的手段；把“兴”看作作品形象中内含的寓意。它可以深化诗的意境，这又涉及其“兴”所托的内容必须醇正，必须反映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活。

如评阮籍诗云：“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说明诗中的“兴”往往是诗人的生活经历所映射的思想情绪同诗中意象的融合，充分表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的崭新含义。

钟嵘关于“直寻”的内涵，可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他主张直接地观察现实、描写现实，这属于诗歌的取材问题。《诗品序》里说：

这段话的意思，即是说，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直接观察与感受，通过诗的形式真实地再现出来，表达一种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艺术境界，绝不是对客观自然的机械摹写，也不能靠现成的典故堆砌。

只有像古今名篇那样，“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才能做到“写景如在目前，写情则动人心肺”，方称得上是优秀的诗篇。

除上述名句外，如“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春风又绿江南岸”等，皆无典故，而把真景物、真感情，如醉如痴地表现出来，可谓“直寻”的结果。

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网址: http://www.ddzjplzz.cn/zonghexinwen/2022/1206/13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