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私修方志四议(4)

二是为官修方志提供资料。私修方志的体例未必合乎官方要求，但它们无论是补官修方志之阙还是订正官修方志之误，都可以为再次修志提供资料。临朐县志先是修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后修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这一百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资料主要依据明傅国所著《昌国艅艎》、清张敦仁所著《临朐编年录》和王嘉宾所著《古郱纪略》[1]。乾隆《威海卫志》中康熙十一年部分资料主要来自毕懋第的《威海卫志》稿，“文大(指威海卫人郭文大——笔者)于康熙壬子以后访七十余年人物事迹，殚心增辑，壬子以前，虽间有更定，要以旧志为主，不忘所自”[7](P15)。清苏茜编纂的《县志稿》也成为光绪《滋阳县志》的资料来源，苏茜“所著有《县志稿》，搜罗繁富，多至五十卷。今兹修志，多所取材”[31](P132～133)。清董纯(号朴园)在道光年间编纂的县志稿为此后光绪《邹县续志》吸收，“原志仍存其旧，第就见闻所及，参以朴园方伯未竟之稿，与同里钱立吾司马、宝坻李静斋孝廉，订为续编，凡十二卷”[32](P1～2)。此外，乾隆《即墨县志》在修纂过程中，曾参阅了邑人蓝重榖、杨玠、冯文炌等私人编纂的《即墨考》《墨志存稿》等稿本，后者成为此次修志的参考资料[13](P78～79)；明末昌邑人杨炅编纂的《昌邑县志稿》也被清初党丕禄和李肇林在修纂顺治《昌邑县志》和康熙《昌邑县志》时采用[13](P133～134)。

三是以稿本或抄本形式流传。私修方志在完成后，由于未刊行，多以稿本形式流传，这容易散佚，如文登人李鸿祖编纂的文登县志稿本，“雍正乙巳至道光己亥相去百有余年，嘉庆庚午，邑人金镛、李鸿祖续修邑志，未付梓而废，稿亦无存”[33](P27)；临淄人崔道南在清乾隆间编纂的县志直到民国间临淄县知事舒孝先修志时还见过，此后则下落不明[13](P165～166)，也可能散佚了。即墨县志修纂史上曾出现多部私修方志，如前文提及的清周翕鐄的《即墨县志正误》、王葆崇的《即志补正》、孙士斗的《即墨志辨》，以及清杨玠的《即墨考》、清周荣鉁的《即墨旧闻》、杜曮的《即墨列女志》和冯文炌的《墨志存稿》等也大多散佚[13](P82)。稿本在流传过程中，偶然会为后人抄写和整理。毛贽的《识小录》编纂于清乾隆十年(1745)，成书之后，特别是在官修乾隆《掖县志》刊行后，仅有稿本流传，至清道光年间屡有散佚。民国十三年(1924)，县人王桂堂按照原书的《凡例》整理校对历年搜集的残稿，用《掖县志》等书所引用的内容补入残缺部分，又因与《识小录》同名的书较多，就添加“勺亭”二字而题签为《勺亭识小录》，是为曝经草堂抄本[27]，实属幸运。

四是刊行和得到校注。一部书籍若要传诸久远，一个有效途径是刊行。私修方志成稿后，虽然限于资金难以立刻刊行，但在多种机缘下，有的得到刊行。明黄宗昌的《崂山志》完成于清初，至嘉庆十三年(1808)，其中的第三卷被刻印；至民国五年(1916)，黄宗昌十世孙黄象冕集资付印，“尔时文禁方严，虑触忌讳，故书成而未付梓。道、咸而后迄于今兹，晚明遗老之书渐以流布，独是编素无刊本，知者尚鲜。潜德幽光，岂容终閟？爰亟商之族人，出赀付印，以饷同好”[16](P173)；至民国二十三年再版，后又被收入《中国名山盛迹志》《藏外道书》等丛书，并得到注释和校点[16](P18～19)。此外，清田雯的《长河志籍考》附载于其所撰《古欢堂集》而被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清峻皆氏的同治《信邑志稿》稿本被收入《孤本旧方志选编》，清苏潜修编纂的乾隆《灵山卫志》也得到校注，这些方志都因刊行而至今流传。

无论成为官修方志的底本还是为其提供资料，以及得到校注和刊行，私修方志的价值都得到展现，也成为其存续的另一种形式。而那些仅以稿本或传抄形式流传下来的私修方志，则容易散佚和湮没，有待于发掘、整理和研究，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注释

①有研究者指出“昌国”的其他含义，认为“作者撰志时正是清军南下统一全国之时，而尚未占领山东之际时所写，为了避嫌，借‘昌国’之名而记家乡历史、山水、风物、人情吧！以示自己爱国爱家之志吧！‘艅艎’一词又何意呢？据辞书释曰：‘《左传》作‘馀皇’，是春秋时吴王的座船，后被楚国俘获。’傅氏把两个典故合用在一起，作为家乡临朐方志之名，其用意比较明显了，无疑是对亡明的悼念，对家乡沦亡的痛惜，是对祖国疆土的怀思”。详见孔繁信：《私人修临朐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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