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私修方志四议(2)

还有更多辨析和订正官修方志的，如明纪腾蛟的崇祯《州志辨》是对万历《胶州志》的辨正[14](P364)，前述清张谦宜的《州志别本》、法坤宏的《新志刊误》、张宾雁的《刘志疏证》、张群雁的《补修志管见》以及张民坊等的《州志补遗》[14](P462)是对《胶州志》的勘误；清周翕鐄的《即墨县志正误》、王葆崇的《即志补正》和孙士斗的《即墨志辨》是对明清《即墨县志》的纠错正误[15](P34)；清崔道南《续修临淄县志》是对康熙《临淄县志》的补正[13](P165)。

文化担当意识和补正官修方志可谓明清士人私修方志的两个主要原因，前者促使他们在地方志长期未修的情况下主动编纂，后者促使他们对已有地方志辨析勘误。此外，有的私修方志是受地方官员嘱托为修志提供资料，如清宗其彦编纂《灵山卫志续纂》乃是受时任知府张玉树的嘱托，“州牧张玉树将修州志，以灵山卫事嘱之”[14](P460)。有的是寄托自己的愿望，如黄宗昌编纂崇祯《崂山志》。明张允抡称：“先生处晦而困，心衡虑不得一伸，乃作山志。”[16](P20)黄宗昌之子黄垣称：“先君子之为《崂山志》也，岂志山哉？志其所以处山者耳，故即事以见义，触于目，发于言，人以为性情之适也，而不知伤心为大耳。”[16](P171)确实，黄宗昌因弹劾魏忠贤余党等而受排挤降职，闲居于崂山，通过编纂《崂山志》不但记载崂山，而且感怀时事，正如其十世孙黄象冕所言：黄宗昌“生明季世，遭值沧海之变，孤忠侘傺，藉著述以发其悲慨，盖不徒纪名胜表遗迹也”[16](P173)。

二、私修方志的数量

明清山东到底出现多少部私修方志？不同研究者对此的回答有所不同。张守富认为有100种左右，“明清两朝，山东也出现不少私撰方志，包括未刻和失传的在内，约有100种左右”[17](P363)。刘少华则认为不下180种，“从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山东文献书目》《山东方志汇要》《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等书统计，明清时期山东具有方志性质的私修著作应不下180种”[1]。

两个数字差异的背后可能与统计标准有关，正如刘少华指出的那样，“由于方志的定义尚不十分明确，私修方志也不像官修方志那样正规和完备，许多著作很难确定是否属于方志，所以对于私修方志的数量尚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1]。这就意味着如果对地方志含义的把握稍微宽泛，私修方志的统计数字可能高，反之则低。清张贞编纂的《杞纪》以战国之前的杞国为空间，以商朝太康至清康熙为时限，分图考、天文、地理、山川、系年、沿革、封建、年表、世次、原古、分国、系家、苗裔、春秋经传、经传别解、人物、遗书、艺林、杂缀等目，历叙杞国历史。那它属地方志还是地方史呢？王桂云称其“突出杞国事，堪称杞国史志了”[13](P121)，实际上未做出明确回答。由此可见，对地方志性质认识的不同会影响私修方志的统计数量。

其次，对资料的梳理程度会影响私修方志的统计数量。明清山东私修方志的记载除了见于近人的著录和提要外，还见于地方志的以下记载：一是序文。时人作序，除了经常提到地方志的性质、修纂缘起等问题外，有时还回顾修志历程，可从中发现私修方志线索。民国时曾任胶县(今山东胶州)县长的谢锡文在《增修胶志》序文中说：“胶之有志，始于明万历年间，迄清康熙、乾隆年先后继修，至道光年志而始臻完善。盖万历年志稽古多谬，而康熙、乾隆年二志复益之以附会，致令此邦硕学耆儒执笔而议其后，于是张氏谦宜有《州志别本》、法氏坤宏有《新志刊误》、张氏宾雁有《刘志疏证》、弟群雁有《补修志管见》等书刊行于世。若是乎修志之难也！”[14](P1)谢锡文说的四部方志即是私修。二是凡例。凡例一般置于卷首，对地方志的内容、体例以及编纂的基本问题进行限定或说明，是纲领性文字，其中可能叙及先前修志历程，如关于明清即墨的私修县志，同治《即墨县志》载“旧志凡例”称：“邑志自前明许公创修，后未有续者。邑人蓝重榖、冯文炌、范九皋、蓝重蕃、郭廷翼，辑有志稿。”[18](P27)据此可知，蓝重榖、冯文炌、范九皋、蓝重蕃和郭廷翼五人都曾私修过即墨县志。有的线索需要仔细阅读和钩沉才能获得。光绪《新修菏泽县志》的凡例提到：“闻道光中邑人萧季卜曾有续修，惜其书不传。”[19](P335)据此可知道光年间萧季卜曾续修过菏泽县志，而且极可能是私修。三是人物传记。地方志收录的人物传记主要叙述传主生平事迹，如果他编纂过方志——往往称“邑乘”，一般会予以记载。同治《信邑志稿·人物志·文苑》载有刘世伟传记，称其“修辑邑乘，所著有《后溪诗稿》《杂录琐谈》《乐府》数十卷行世”[20](P82)。可见，刘世伟在明嘉靖年间私修过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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