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私修方志四议(3)

基于这些影响因素，笔者对研究者提出的“100种左右”和“不下180种”两种说法均持谨慎态度，认为需要通过更细致的阅读和搜集资料，才能最大限度地确定明清山东私修方志的数量。在这些私修方志中，有多少散佚，有多少传世并存于何处，又有多少得到重印和整理，更是下一步的工作。

三、私修方志的名称

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方志名称几经变化，从魏晋南北朝时的地记到隋唐五代时的图经，再到宋元明清时的方志的发展历程中，“计有图经、传、记、志、录、乘等。当时也出现过经、书、通典、史、簿、论、志科、谱、考、补、略、系、鉴等用量较少的名称”[21]。其中，南宋可谓方志名称发生转折的时期，“北宋时期图经的数量多，到了南宋大大减少，而称志者却增加约10倍，其他名称也在减少，这说明在名称上确实趋向统一”[22](P185)。刘智鹏也注意到，“从宋元起迄清末民初，在众多名目之中，地方志最常用的名称就是‘志’，现在全国8000多种古代方志用的名称都是‘志’”[21]。

这些称“志”的主要是官修方志，其命名的原则是以行政区域名称命名志书，即“省/府/州/县名称+志”，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从志书名称无法判断其所记录的区域，如：南宋梁克家、陈傅良修纂的福州志称《三山志》，因为福州境内有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座山，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南宋陈耆卿修纂的台州府志称《赤城志》，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曾在此置赤城郡，赤城是台州的别称[23](P126)。

与官修方志相比，明清山东私修方志有称“志”的，如明黄宗昌的《崂山志》、清崔道南的《续修临淄县志》和高鸿裁的《历城续志》等；有称“稿”的，如明王汝训的《东昌府志稿本》、明末杨炅的《昌邑县志稿》、清董纯的《邹县志稿》、清仲昰保的《博山志略稿》、清峻皆氏的《信邑志稿》和叶锡麟的《聊城县志稿本》等；还有较多的称“乘”，如明李時飏的《少阳乘》、毕拱辰的《莱乘》和毕际有的《淄乘征》，清宋弼的《州乘馀闻》和侯登岸的《掖乘》等。地方志以“乘”为名，管见所及，山东的始于元于钦的《齐乘》，而《齐乘》以“乘”为名，可能源自先秦时期晋国的史书——《晋乘》。私修方志以“乘”为名虽然取法古雅，但体例、内容与地方志没有多大区别。

除了名目多样化之外，私修方志很多时候不直接冠以行政区名，而是以其代称、古称以及存续过的古邑等命名。明李时飏编纂的青州志称《少阳乘》，是因为少阳是青州的代称。青州属《禹贡》中的九州之一，又位于东方，根据五行学说，东方与少阳对应，《汉书·律历志》：“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24](P971)明末傅国编纂的临朐县志称《昌国艅艎》，是因为昌国在战国时属齐地，西汉置临朐县，属齐郡，南朝宋改临朐县为昌国县①，昌国是临朐的古称。清王嘉宾编纂的临朐县志则称《古郱纪略》，是因为郱是位于临朐东南的古邑。《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晋杜预注曰：“郱在东莞临朐县东南。”[25](P38)清初田雯编纂的德州志称《长河志籍考》，是因为长河是德州的古称，“长河，古之平原郡，隋为长河县，宋末废为长河镇，元改为陵州，明清为德州”[26](P611)。

此外，私修方志的名称还可以根据编纂者的意愿确定。清毛贽编纂的掖县志称《识小录》，他解释道：“曰录，别志乘也；曰小，仅州里也；曰识，嘉言懿行不可使久而就湮也。”“以掖人记掖事，闻见拘墟，故曰小也。”[27]“识小录”即是记载掖县的地方志。

综上所述，私修方志属于个人行为，如何命名自然由个人决定，可以参照官修方志的命名方式，也可以表达特定的含义，不一而足。名称的不同是私修方志有别于官修的标志之一。

四、私修方志的去向

明清官修方志既然是由于修纂大一统志的需要而修纂，则其完稿后，一般呈请上级部门审查，省一级的需要上奏朝廷，府州县一级的需要上奏巡抚和布政司。审查合格后，便可刊行传世[28]。私修方志能否刊行和传世则受诸如费用等因素制约，多以稿本和抄本形式流传，其去向主要有四个：

一是成为官修方志的底本。官修方志的完成一般设有时限，在时间较短情况下重新修纂的方志，质量难以保证。此时，以私修方志为底本而加以规范不失为一条捷径。明万历年间，东昌府聊城(今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王汝训卸任归里，私创《东昌府志稿本》，后来东昌府知府王命爵修纂府志，就邀请王汝训主持，王汝训就以其稿本为底本编纂成《东昌府志》[1]。清康熙六年(1667)，张克家编纂成县志。时任知县胡公著上任后，在邑中缙绅的请求下重修县志，张克家即以该志出示，经胡公著等鉴定后付梓以成新志[23](P86)。清乾隆间宫卜万编纂成《宁海州志证证录》后，其后人一直保存稿本，清同治二年(1863)舒孔安任宁海州知州后重修州志，访求此编后加以修订，乃成同治《重修宁海州志》[29]。清嘉庆年间安丘人马世珍编纂的《安邱新志乘韦》稿本为私家著述，甫经草创，体例尚未完备。道光年间张柏恒加以分门、分卷、节录和增添，民国时马步元又校订错误，定名《安邱新志》[30]。这些官修方志即是以私修方志为底本进行修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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