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训诂学当代接着讲读吴泽顺清以前汉语音训(2)

声音和意义的匹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属性，因声求义本是自然之道，但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不但使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在世界上放出异彩，而且影响了中国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研究”。⑩因形求义往往成为最直观的路径，因此音训的方法一直到了清代才真正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认知层面。清代的王、戴诸家，是音训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成就，就是站在了这些前人的肩膀上，全面系统地阐释这一巨大的学术历史过程是必要的。厘清有关音训的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方法史，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清代小学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而《音训》的“理论篇”其实就是这样一部音训思想史和音训方法史。该书分“音训之滥觞：先秦典籍中的正文声训”“音训之渊薮：两汉魏晋时期的经注与训诂专书”“音训之嬗革：唐宋元明时期的音训特色”等三大音训历史时期展开。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文献的音训特点：（一）先秦及两汉正文音训重在正名，主要是一种修辞文化的反映。（二）毛郑音训重在求古今之变，以声音通训诂。西汉毛亨《毛诗故训传》主要以“某，某也”的形式，用同义词和音同音近的字解释词义。东汉郑玄充分利用语音的线索来探求词义，建立 “就音求义”的训诂原则，对古代文献中的音训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三）《释名》开日用事物语源探求之先河。将音训从经注中解放出来，内容上从文献词语的探源扩大到日用事物，使其具有了语言研究的本质属性。（四）“亦声说”与“右文说”前后相承，揭秘形声字之奥秘。（五）宋元音训术语日渐完善。如戴侗系统运用“同近通转”等术语贯穿各类音训材料，方以智以理论自觉系统运用“同”“近”“通”“转”等术语，黄生高张汉学旗帜，将因声求义之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给清代乾嘉学派以直接的影响。自汉至明末，音训传统并未中断，求源与求义两条线索交叉发展，经历代训诂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至清代终于把这门古老的学科推进到了科学的边缘。总体来看，该书特别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音训著作进行专题研究，横向比较，纵向系联，串通成一部完整的清代之前的音训史。

其次，该书把理论构建作为“接着讲”的研究皈依，在述史的同时，试图建构有关音训的系统理论。在上世纪末，陆俭明、郭锐先生说：“中国的学术传统是重事实，强调爬梳。这无疑是一种求实的好学风。但是我们也应从中看到我们在治学上不足的一面，那就是罗列事实。要说明什么问题，有时自己也不清楚；怎样从自己所掌握的事实中提炼出理论观点，一般人很少去考虑。?陆宗达、王宁先生也直面传统训诂学的一些局限，如 “概念模糊、术语含混”“立论不周密”“缺乏发展观点”等?。陆先生还认为“要想真正救活训诂学，必须从原始的材料中提炼出基础理论和可供操作的方法”。在训诂学众多概念之中，“音训”堪称在运用和认识上意见最为歧出的重要概念之一。《音训》系统占有音训资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全面审视音训问题，对历史上的一些有关音训的分歧进行梳理，对一些音训材料进行甄别反思，对音训的认识也更加准确和全面。音训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音训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和学术源流。该书把广义的音训大致上分为四类：（一）推源式声训，即具有语源关系的。如《说文解字》：“户，护也。”“羊，祥也。”这类声训以探求事物命名之源来释义。（二）求义式声训，探求同义关系。如《毛诗传》：“蒙，覆也。”“氓，民也。”即清儒所谓因声求义。（三）异文式声训，即由不同的文献异文所构成的声训。文献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音训原理改换字形，后辈学人据此逆推语源的音训，如《史记》的引书异文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版本异文。（四）修辞式声训，即二者既不具有语源关系，也不具有同义关系的推源式声训。第四类情况最为复杂，也正是音训为人诟病最多的类型。对音训的正确分类，是解决音训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不同的类型音训，其基本原理相通，但具体的操作过程和科学性却有差异。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还充分应用普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音训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解释。王宁先生曾提出：在中国语言学里，一直认为语言的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不矛盾的，“约定俗成”和“音近义通”可以是共存的。而该书进一步在理论上弥补语言任意性和理据性之间的鸿沟，提出：语音和语义之间的关系像似性是音训存在的认知基础。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语言具有像似性，即语音形式和概念内容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形式是概念的象征，可分为成分像似和关系像似两种。语音之间的相近相关和语义之间的相近相关正是语言像似性的表现之一，这是一种关系像似。无论是求源还是求义的音训，一方面语音和语义的隐喻，另一方面又是语音域和语义域各自内部的转喻。该书的这些认识，赋予古老的训诂学以现代语言学视野，充分体现了训诂学“接着讲”的时代感和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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