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帖学与草书晋唐一体化现象的文化缺失(3)

徐渭《行草书杜甫诗轴》

吉林省博物院藏

但问题来了，书法艺术已经从传统的实用领域退出，成为独立自主的艺术，在更加重视书法艺术性本身的探索中，却又忘记了书法艺术不应该与人的意识活动相脱离，与其思想内容相隔绝，从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桎梏之中，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黑格尔认为艺术的首要目的是认识自己，如果人们不能“在内心里意识到他自己，意识到人心中有什么在活动，有什么在动荡和起作用，观照自己，形成对于自己的观念，把思考所发见为本质的东西凝定下来，而且在从他本身召唤出来的东西和从外在世界接受过来的东西之中，都只认出他自己”，由于缺乏对自我的认知，书法作品之中也就难以承载民族的智慧，更难展示国家文化的内涵，自然沦为形式至上的跟风者，成为抄写唐诗宋词的“写字匠”。一件作品可以通过短期的技巧训练就可以登堂入室，创作主体的情感以及生命精神难以得到充分表达，作品背后的人也就难以“跃然纸上”。朱良志在《中国书法的生命精神》中指出：“重视生命是书法的基本特点，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书法的形式构成和美学趣尚，也制约着书法的历史发展。中国书法创作以体现生命为最高目标，书法鉴赏中的以象评书方式，实际上是以生命喻象来表现书法作品的生命，它是中国书法重视生命的必然结果。”而书法的生命精神则源于作品背后人的生命精神的存在。书法艺术创作所暴露出来的正是人的意识活动的缺失和生命精神的匮乏。书法艺术的感人之处在于它将人类崇高的理性完美地展示出来，它的使命在于以一种感性的艺术形象去显现真实，而拘泥于制造新奇的艺术景观又或是摹拟旧有的造型图式，不能成为人类意识的抽象延展，也不能作为艺术感性的存在。取法的扎堆、痴迷于精微的表现、文本内容与风格相违这些现象首先呈现出的就不是感性的艺术形象，而是一种充满矫揉造作的形式，自然这种形式也看不到艺术家本人的在场和理念的显现。因此，培养书法家的生命精神、艺术理念就显得格外重要，书法家需要对于艺术乃至人生有着真切的体悟，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怀的活泼的人，这样的创作才会有生命力。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纸本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君子比德，中国书法的人文化性质决定了书法与文化的同构性。书法文人化的最高境古雅，这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揭示的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与最高境界。在这里，古雅并不意味着保守，沉滞、内敛才是人文化成的潜德幽光，是浸润在作品中的人性之光。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如怀素《自叙帖》、张旭《肚痛帖》、徐渭《天歌》，就可以明白看出，在狂狷的野肆不羁中，流动着的却是一种优雅理性的韵致。事实上，书法史上真正意义的大家是由两类人组成的：一类为积学大儒，技道并臻，如苏东坡、黄山谷、黄道周、傅山、康有为、沈曾植；一类虽学殖不富，但却是能够将书法形式化的天才，以形式创造穿透形上精神，如张旭、怀素，就书法形式天才创造而言，他们无疑比之颜真卿、柳公权，更能体现盛唐精神，而充斥二者之间的则是书法庸人与缺乏创造力的二三流书家。

王铎《行书文语轴》

尤其是书法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复兴成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史问题。现代书法史才变得风生云起，波澜壮阔。相形之下，当代书坛，能够对传统文化与传统书法精髓有着深入洞悉、理解和把握的书家少之又少，这无疑是需要当代书家予以深刻省思的。由于缺乏理性宏观的历史视野，当代书法始终没有处理好精英化与大众化、传统与现代、技与道以及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从而造成当代书法的文化浮薄与非文人化，当代书法的文化品格与审美品格受到严重影响。正如熊秉明曾经说的：“讨论艺术的真谛，到了艺术即存在的阶段，应该算到了终点。如果还有所说，那是有关存在本身的问题。如果还有疑惑，是对于存在的疑惑。”我们认为，当讨论到书法存在的时候，也就逼近了书法的文化问题，因为只有文化问题才关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问题即是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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