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帖学与草书晋唐一体化现象的文化缺失(2)

王铎临王献之《愿余帖》

正是因为如此，民间书法的失效加速了当代帖学的独立。以溯源魏晋笔法为内在驱动力的当代帖学与近代以来碑帖融合的观念进行彻底的决裂，而当代帖学家也由此开始对碑学提出各种质疑，从而逐渐发展为新帖学的艺术创作之潮流。这无疑也将视为当代中国书法的一次大的调整与发展转向，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对帖学的艺术创作而言，也充分说明了帖学的独立性与实力。当代中青年帖学书家在艺术创作上的不断探索与深化，取得了相当瞩目的艺术成就。

怀素《自叙帖》（局部）

当代新帖学是在深入检讨整个帖学的历史谱系，重新揭示“二王”笔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复古与历史轮回，因为它同时也充分显示出当代新的艺术美学原则，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重建。从书史角度来看，晋人的书法可谓是尽善尽美，成为帖学史最高的典范，晋人的草书确立了新的书法美学范式，它几乎从最基础和最高标准开启了书法美的历程，因为晋人的书法范式之美体现了书家精神面貌，是人文化成的生命的体验。正如姜寿田所说的那样：“伟大风格的创造是人文化成的生命境界的反映，缺乏人文化成的生命境界，所谓风格只是熟练笔墨下的习气而已。”它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文人书法的第一座高峰并对唐代书法构成了规导和影响。唐代书法以中和美学阐释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成为儒家美学笼罩下的“书圣”，虽然“法”的异化影响了初唐对王羲之的正确接受，但是在初唐书家心目中，始终隐藏着一种魏晋情结，表现在对王羲之的心摹手追上。孙过庭《书谱》无论是从书法还是到理论无不传递着唐人的这种魏晋审美情绪。唐代最具天才性的草书大家怀素，他早年草书完全是晋人的格调，如《论书帖》。在张旭、贺知章、高闲等的草书中，于高旷恣肆中也无不透露出自魏晋“二王”草书的消息。

王献之《中秋帖》卷（传）

纸本草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草书正是经历了初唐、盛唐的酝酿与准备，在晋人逸韵的影响与引导下于中唐达到书史上的高峰，产生了张旭、怀素两位空前绝后的草书大家，其成就是卓著的，将今草推向大草与狂草的高峰，建立起基于唐人的审美疆域，它以篆籀笔法与雄强气骨之势的典型风格，于晋人草书构成晋唐一体化结构。事实上，晋人草书尤其是“二王”草书，在草书史上为唐人提供了草书规范，但唐人在承继晋人草书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在笔法上确立起以使转为规范的狂草，这便是晋唐一体化的内在结构与美学范式。不仅如此，晋唐一体化不只是简单的一个艺术史的概念，而是对草书史存在的晋唐超越性与典范性草书创作的一个高度概括。更为重要的是晋唐草书所表现的历史效应与张力，它几乎用了横跨四五个世纪的草书技巧与精神积淀完成了一种草书史的典范塑造。它甚至成为中国草书史上甚或是帖学史上一种规范高度。

诚然，“宋四家”的出现标志着帖学的兴盛，无不与对晋唐书法的接受有关，尤其是黄山谷草书的出现，更体现出晋人之韵。到了元代，虽然赵孟頫极力倡导复古书法，但也仅仅突出在“二王”书法之范围内，可见元人也始终有着晋人的情结。晚明大草的出现，表明帖学已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旭素”狂草无不始终影响、规范晚明大草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突破，建立了晚明审美的范式。清人的草书处于劣势，几乎没有草书出现。到了晚清民初，帖学为碑学重新接纳，并试图走向独立。

王羲之? 《远宦帖》

纸本（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当代书法的整体帖学转向中，魏晋“二王”成为取法的核心，从而构成对当代以民间书法为鹄的非经典倾向的流行书风的反拨，从而形成当代新帖学创作潮流，这无疑是当代书法的一次大的调整与转向，对当代书法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而就其帖学创作本身而言，也显示出当代帖学的独立与整体实力。但随着新帖学热愈演愈烈，“二王”书风遍地云涌，随后“旭素”大草狂风而起，之后米芾、苏东坡书风接踵而至，更让我们惊讶的是黄庭坚的草书一涌而上，可谓是“战地黄花分外香”，晋唐一体化的新帖学热可谓是风起云涌，草书成为新帖学热的主流与晋唐一体化现象的高度。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性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即风格趋同的“展览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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