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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新古典叙事(4)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24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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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境界的追求,乃是在创作中呈现超越时间(历史)的“道”与美。即如宗白华所言,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借以窥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学中抒情境界的追求,乃是在创作中呈现超越时间(历史)的“道”与美。即如宗白华所言,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景,创形象以为象征”。[14]59在艺术实践中,则需通过圆满具足的审美主体来“体道”,以此安顿存在,平衡现实与理想。在此,审美与抒情主体的确立首先要求的是个体精神境界的自足,其次要求的是直面人生而又能超越具体事象,抵达自由的审美境界。在具体的创作中,如何使直面人生的主体重新获得历史的整体感、纵深感,对纷繁复杂的具体事象进行审美转化,营造意象,生成诗意,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

“新古典”叙事诗意的总体指向,在本质上与“京派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审美理想一脉相通,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残存的诗性与梦想以及相对沉落的地区即将消失的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抒情方式表现为“牧歌”,本质上是一种“乡土抒情形式”。[15]70今天又因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出两个方向:一种表现乡村的凋敝、民间小人物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身上行将消逝的古老仁义遗风,用文学作品张扬美好的人情与人性。《北鸢》《带灯》《福寿春》《繁花》《装台》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种则是以艺术家、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呈现他们在现代化了的社会中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文化乡愁”。《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主角》则属于这一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古典”长篇中出现了非常成功的“意象”叙事,[8]187在小说的诗意生成方式与诗意指向上,又实现了对“京派”小说和“新笔记小说”的超越。众所周知,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一些诗意范畴,因为有固定的表现模式,而失去直面现实的能力,无法传达新的生命体验。而“新古典”叙事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给某些特定的古典诗意范畴注入了新内涵,使之关联现实;同时,精心设计后的意象组合方式,使之不仅能贯穿叙事结构,还在意义的指涉中有穿透力,实现了小说哲学深度的拓展。

在格非的《人面桃花》中,古典诗境中与桃花有关的丰富而美好的意象,可以使读者在面对文本时在物象和诗意两个方面展开联想。历史的纵深感、个体感情的投射与时代的“乌托邦”倾向,都凝聚在“桃花”这个结点上,“人面”在追逐“桃花”的时间洪流中乍隐乍现,时断时续,呈现人类乌托邦追寻心灵史的一部分,叩响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洪亮悠远、绵延不绝的回音。与“桃花”一样,“春风”也是古代诗词里的常见意象,往往与幸福、美好、惬意相伴随。但在《望春风》里,格非还原了它贴近土地与农耕生活的最质朴的美感,正如其题记“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春风原是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关联了当下的乡村,呈现了如同麦黍一般的乡间平凡小人物在人海中沉浮辗转,命如飘蓬的现实,他们的姿态“动摇”于风中,呈现的既是现代社会失去土地的漂泊者的命运——其背景是乡村的凋敝;亦是亘古不变的“天地不仁”的悲悯、透彻与“岁岁枯荣”的苍凉。《北鸢》里的风筝,本是民间常见的事物,在小说中,小小风筝牵动的是民间仁义与家国情怀,却正暗合了主人公卢文笙初学作画(画了一只大风筝)时老师所说的“命悬一线”与“一线生机”。《带灯》写的是当代女乡镇干部,“带灯”而行,是处世方式的象征,但那黑夜里的“孤光一点萤”,也是诗的意境。小说的题记以“佛桌边燃烧的红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设喻,既改变了“灯”在佛教文化中指代深具智慧与道行的高僧大德的惯例,又与作家笔下柔濡善良的菩萨式女性人物系列前后呼应,形成了某种互文衍义。

可以说,这些意象已经是“一种融合了现代的一切信息与物质属性的归附,是一种新的创造”。[16]23杨义早就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国叙事作品有意象,“是由于它存在着许多形成意象的条件”。他所总结归纳的四个条件中的最后一项——可能给一些重复使用的表象一层一层地积累上新的意义,[8]187谈的即是意象内涵更新的可能。可以说,近十年来的“新古典”小说证明当代文学创作已出色地实践了“中国叙事学”的这一理论构想。

结语

尽管抒情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抒情姿态及书写方式,构成了当代文学主体与历史、现实重新融合的重要方式。借助传统的力量,表现时代震荡中某些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并发展出与这一主体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不仅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体选择的可能性;还诉诸美感经验,建构“有情”的世界,以此把握动荡着的时代的本质,最终在诗意中,完成了对存在的终极追问与对苦难的救赎。在今天这样一个存在的真实感受无法被接受的时代,如果仍要安置现代人的脆弱灵魂,这似乎已是当代文学所能远行的道路的尽头了。在某种意义上,每个民族最优秀的艺术作品,在面对哪怕是惨淡、紊乱的现实时,绝不是与之一道沉沦,而是应该有面对终极问题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谋求“经过艺术形式来超拔中国历史的陷落”“以审美媒介,……烘托出一个救赎的契机”。[17]96这既是现代语境下的古典抒情伦理,也是重返“物我一体”的东方智慧的契机。

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网址: http://www.ddzjplzz.cn/qikandaodu/2021/0524/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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